0、很快适应新环境
县里的下乡知识青年欢送会过后，一队军车缓缓开出工人文化宫大门。出了门口车子就分散开来，没走多远，我们这辆就变成了孤单前行。
爸爸将他从部队带回来的弹药箱改造了一下，装上一个钌吊，还从有可能几个箱子摞着的角度考虑，特意改成侧拉门。
路上，专门跟车来送我的爸爸一再叮嘱具体事项，我一一点头应是，但并不清楚爸爸为什么要讲得这么仔细。
又一阵锣鼓声在村头响起，我们到达目的地了。
我接过爸爸从车上递过来的木箱，车子马上开始转弯。
车调过头来，我和爸爸的视线刚刚对上，汽车就向前开动了。我赶紧和爸爸挥手再见，很快汽车就不见了。
我心中猛然升腾起一片茫然，眼眶也跟着酸痛了。
但还没容我流出眼泪，我们三十多个知青就被热情的村民包围了。
慈祥的大队长大叔当场发表了真挚热情的欢迎词，年青帅气、主管知青工作的民兵连长辛大哥把我们领到集体宿舍。
这是一片专为我们盖的新房。食堂、厨师都已配齐，还划了一块长势正旺的菜地给我们。
按照名单和男女比例，全体知青被分成六个小组，对应六个生产队。
为了保证饭食符合我们的胃口，辛大哥要求各小组自选一名组长、一名伙食委员。
我们两男、两女被分到第五生产队。
我们聚到一起，选出一位男组长，随后组长指定我为伙食委员。
接下来，专职伙食管理员召集六个伙食委员开会，简直让我受宠若惊：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身担重任哪！
宿舍分配好，新的农具一件件竖到墙边。
晚饭吃得很好。利索的厨师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做了好几样饭菜任我们挑选。他和蔼的笑容、爽朗的话语让我们宽心，那饭菜的香甜感觉比家里的还好吃。
这是我们离开家的第一天下午，一切新鲜又开心，我们很快适应了大队领导下的这个知青大家庭。
第二天，我们五队知青被队长领着去生产队报到。走了一路，遇到好多乡亲，都热情地和我们队长打招呼，而且还很随意地和我们聊上几句，最后那句话通常是：有空来家串门啊？
听他们的语气，仿佛把我们当成了尊贵的客人，又像是阔别多年的朋友，总之让我们的心情很是愉快。
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我真正体会到了农民身上那种难能可贵的真诚。他们对知识青年的信任与爱护，让我们特别温暖：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嘘寒问暖；从哪家门口路过，都有人相邀屋里坐；不管进谁家门，都会像对待宾客一样让出热炕头，还会把花生、瓜子、白薯等农家土特产品端到我们眼前。
每次回家我都是神清气爽，笑呵呵和爸妈学说一通。爸爸、妈妈紧张的神色立刻舒展开，也跟着我笑起来。
果真如报名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大队效益特别好，一个工值能分一元二角钱，这在当时很了不得。因为有的大队只有一角多，个别的还得在分粮食时往里交钱呢。
我们生产队是按照个人的劳动量集体评工分。男知青被评为九分，我们两个女知青是七分。
我们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队里集合，干一阵活儿再吃饭。上午、下午出工要听队长敲钟，也就是用一把小铁锤敲大树上挂着的一块铁轨，社员集合后听从队长安排农活，晚上再到队部记工分。
过年、五月节、八月节是分红的日子，就是根据记工本上的工分计算出分值，再按照效益分现金。
每次都能分到一百多，有时甚至二百多，这在当时来说可是挺大数目的，我牢牢攥在手里，步行十里地拿回家交到妈妈手中。
妈妈说要给我存下。我大方地说：不用。于是妈妈带我到裁缝铺去做衣服。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只要爸妈不追究我当初私自报名下乡的事就知足了，没想到还能为家里做贡献，真是太开心了。
秋后，我分到六百多斤粮食，愁得我不知如何才能运到家。
爸爸借来一辆驴车，边赶边与我聊天。进城后，我们先到粮站把玉米卖掉。爸爸把钱和粮票都交给我，一年的伙食费还有富余呢。
粮食拉到家，让我特有成就感。西墙根一溜口袋都装着新打下来的粮食，六斤才抵一斤的白薯堆在屋中间有半人高，我和姐、妹围圈追着跑。
大队对我们的爱护与照顾始终如一，我们也尽自己所能付出劳动。后来，我们这个知青点被评为地区级先进单位，点儿长黎姐还代表我们在大会上做了经验介绍，让我们感到无比光荣。
1、乡亲深情记心中
跟队长来到第五生产队，没用介绍，乡亲们就把我们围起来问这问那，亲热得像一家人。
民兵排长铃姐带着我和我的同伴小菊一齐劳动，一边教我们干活儿一边关心我们的生活。她还提出建议：集体宿舍离咱们队太远了，你们上班不方便。干脆帮你们借一间房吧，就住到队部跟前来。
这可让我们喜出望外，我们很高兴地答应了。
铃姐怕我俩住一个大屋子害怕，就从家里搬过来，每天晚上陪我们。后来又把我们介绍给大舅一家，帮我们搬到大舅家的对面屋她才完全放了心。
大舅和舅妈以及他们家和我们年龄相当的女儿对我俩都特别好，每次做了特殊的好饭都让我们尝一尝。
大舅的妹妹秀姨曾经和我妈妈一起做过妇女工作，她经常叫我在工余时间到她家学做缝纫。那台缝纫机，连她的女儿们都不准碰，却只叫我随便踩。多少次被我弄得乱线塞住机针动弹不得，秀姨都笑眯眯处理好，并鼓励我不要灰心，多多练习肯定能学好。当我顺溜溜轧出一趟平滑线时，秀姨比我还高兴呢。
秀姨的丈夫、我的远姨夫是队里的会计，每天跟社员一样下地之后，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全队的人计工分。他的性格特别温柔，和姨的感情特别好，他的人缘也很好。有一阵儿，我和同龄社员小芹随远姨夫和另一位大叔压挂面，姨夫总爱和我聊天，给我讲农活儿的基本做法，还讲他参军时经历过的战争场面。压挂面结束后，我和小芹成了好朋友，小芹成了那位大叔的儿媳妇，而我和秀姨一家的感情进一步加深。在自留地秋收时，远姨夫常叫上我，先割几颗青玉米、几颗黄豆，再点燃一堆火，用不多久，玉米和黄豆的甜香味就会引人流口水了。我真不记得帮他们做过什么农活儿，但那堆篝火和火烧青玉米加黄豆的画面总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从农村出来后，我常在梦中回去探望姨和姨夫。到第十八年，我实在忍受不住思念的煎熬，给远姨夫写了一封信，要回去看看。
姨夫回信说：还是别来了。你姨生了病正在恢复期，怕你见了难过。
这一下，我的心里更加不安，利用过年回老家的机会借了一辆自行车急急奔去。
姨夫见到我笑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姨家正巧有好几个我熟识的人，我还见到了姨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他们中有的年龄和我相差不多，有的还做过我的学生。
姨虽然病过但精神不错，接过我送给她的月球车很是高兴，立即在不太灵活的手臂上滚动起来。
大舅和舅妈也闻讯赶来，我们一屋子人聊得特别开心。
我给姨和大舅家分别买了部分食品，虽说东西不多，但多少表达了我的心意。
去年，我听说姨和姨夫都先后去世了，心情黯然的同时庆幸自己多亏在那年去了一次。
我们队长以及乡亲们都对知青特别关照，给我们较高的工分，却总分配最轻的活计。特别是我们两个女的，最热时让我们学习压挂面，秋收时让我们到菜园摘菜或是跟着上房晒粮食。
“三夏”是农村最忙的季节。白天，我们去六十亩地割麦子，晚上还要抓紧脱粒。辛苦还是其次，主要是那碎麦芒飞得到处都是，弄得浑身痒极了。不过，人要是太累就什么条件都顾不上了。半夜吃罢饭我们可以休息一阵儿，每人都是就近扑拉一个麦秸坑合衣躺下就睡着，直到被人叫起接着脱粒、堆垛。社员们已经习惯了，而我，只要有时间回家，就得睡上一整天再加一夜才能调整过来。
种庄稼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一般我都是跟在犁地及点种的后面一个脚印接一个脚印地踩，一口气干到收工。有时社员亲切地叫我“歇烟儿”，我都摇头拒绝，因为真得不累。于是我被形容为“不知疲倦的小电滚儿”。
我还喜欢插秧。站在水田里，接到对面甩过来的一把秧苗，和社员一齐比赛般地倒退着插。总有人夸我：分得均匀、插得实，而且速度还不慢。只是有一次被蚂蟥钻到腿才有了戒备。
最令我们高兴的事儿是收秋。二、三十个人拿着镐、锹和大筐，今天收萝卜、明天刨白薯，过两天去沙土地收花生。我们一边往筐里捡，一边挑好的吃，有人只把皮在袄上蹭一蹭，有人用镐嗑掉皮，有人干脆就着土一起吃下去。那时大概污染较少，只见到有就着机井水吃撑吐出来的，还真没听说哪个吃坏肚子拉稀的。
冬天，我们要挖沟里堆积了一年的河泥做肥料。我们一层层往下挖，越挖颜色越重。然而，由于冻得不太结实，总会出一些水，便由两个重劳力隔着一条沟对面站好，用长绳拉一个戽斗往外掏水。他们就像打地基一样，一边拽一边唱，内容很随意。我觉得他们帅极了，便提出也要去淘水。那两位社员乐呵呵地叫我上去看看。我心花怒放地立刻走了上去，却不料发现他们踩的地方全是泥水，不小心也许就会从高处出溜下来的！我胆怯地退了下来。
这一下大家可有了笑料，唱词里马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惹得很多社员瞧着我哈哈大笑。我知道他们是善意的，也跟着抿嘴一笑，心里暗自打定主意。
第二天早晨，我第一个站到两、三人高的土台上，脚下的冰冻得很结实，一点儿也不滑。
见上来一位社员，我立即拿起长绳要和他淘水。不料他不吭声也不动弹。又过一会儿，大家都来了，看到我的样子都沉默了。直到我着急了，一位大哥才慢悠悠地说：你下去吧，没人敢和你拽的。我急忙问：为什么？好几个人都说：要是知青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可担不起呀！
我下，我明白了大家的好意，主动退了下来。
原来，我们的身份如此尊贵，怪不得我做得稍好一点儿就让他们那么满意呢。
从此，我更加小心地参加劳动，决心不让乡亲们操心又担责。
1975年月份，大队民兵连新的领导班子成立，我被选做班长，这下让我惶恐不安：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怎么能当小领导呢？但我推了又推还是没推掉，只好担着了。恰巧第二天干农活儿，队领导都不在场。该休息时，社员们把我围在中间，说我是最大的头儿，让我发话。我惊恐地看看不远处的房屋，央求般地说：那你们歇一会儿可得回来呀？大家笑着散去，又微笑着回来继续干活儿了，这下我的心里才踏实下来。
接下来，我参加了打井，为搞好农田水利做贡献；和知青战友栽了“扎根树”，表示要像小树一样，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深深扎根于那里的人民群众这个土壤里，开花、结果，茁壮成长。
我从心里喜欢曾经下乡过的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乡亲们的深情厚意我一直记在心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