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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三十多年过去了，飘缈在林溪屋舍间那股诱人的辣椒炒肉香味，依然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散去，它是那么浓烈，那么芳香。
我在阶檐下玩耍，分辨不清味道最初从哪家邻居的灶间飘散出来，但我能分辨出它一定来自五月的新椒炒前架猪肉。香味从瓦楞的缝隙里钻出来，先是整条阶檐，从东到西，灌进了我们敏感的鼻腔，然后弥漫开来，整个林溪就都飘着香味，几乎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今天有人要吃辣椒炒肉了。浓烈的香味，打开了我们每个孩子味蕾的想象力，涎水开始丰润起来，在嘴里打转；有人呛得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全身在瞬间释放了一种少有的痛快淋漓。
这大约是我对林溪村在味觉上的最深刻记忆了。它与林溪村黄昏下袅袅的炊烟气、与林溪村常有的谷酒香、与林溪村年节的鞭炮硝烟味，一起构成了我对林溪村永不磨灭的嗅觉印象。今天，这些记忆仍在加强着我的故乡情结，它们所寓意的浓浓乡情，使我无论走到哪里，在看到它们的片刻都能让我立即回想起故乡，回到林溪村那最初的生活场景。而除此之外，这份辣椒炒肉的呛人香味，还开启了我对于乡村的贫困与人性的认知，包含着我对生活磨砺的经历，它不仅形塑着我的乡村情感，也形塑着我的性情与品格。如果说炊烟是因为它一次次地反复在林溪的上空出现而强化了它在我心目中对故乡的认知，那么这浓烈的辣椒炒肉香味，则是以它十分诱人却很少出现而让我记住、让我期盼。这份香味，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与饥饿联系在一起。
辣椒炒肉是我们待客的上等佳肴。这诱人的辣椒炒肉香，在我家常常与工匠手艺人一起出现。每次木匠、裁缝匠、篾匠的到来，给我们家修补农具、缝制新衣，这喷香的味道也随即到来。母亲取出攒了好久的零钱，清晨，步行三里路，从集镇上斫了半斤前架肉回来，又从自留地里摘回了新鲜的辣椒。她细心地将猪肉切成薄片，然后热油，再熟练地将食盐放到热油中——“肉要甜，先放盐”，这是辣椒炒肉的基本教条，我至今遵守——随后将肉片投入油锅中，随着“喷”的一声滋响，翻炒，肉的香味已出来三分。再倒入已洗净切好的青椒，满屋子就弥漫着呛人的浓烈香味。师傅们在厅堂里一边忙活，一边早已闻出了午餐的芳香，便越发认真细致地做好手中的每一道活儿。
我放学回家，饥肠辘辘地推开屋门。厅堂里撒满了木匠的工具：锯子、刨子、锉子、锤子、条凳、马叉、墨斗、折尺……地上是轻飘飘的刨木花与木屑，散发着扑鼻的木头气味。同时，从灶间里飘来了辣椒炒肉香，熟悉而诱人。厨房的小餐桌边，木匠师傅老江与年轻的徒弟正在用餐，一盘青椒炒肉摆在餐桌中间，引得我两眼直勾，口水不住地在嘴巴里打转。按规矩，师傅们用完餐之前，我们是不能上桌吃饭的。我不知道这是对师傅的尊重还是出于其他什么礼节。我呆呆地站在一边等待，看着他们师徒俩慢慢地享用。这时，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早点长大，成为一个像老江这样德高望重的手艺人，天天吃肉下饭，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好不容易等师徒两人完餐下桌去了，我围上去正要饕餮一顿，母亲过来了。她指着桌上那盘青椒炒肉说：你看，这盘肉师徒俩几乎没动一下筷子，他们舍不得吃，晚上，我们要再热了给老江师傅吃，你忍一忍吧，等木匠活全做完了，师傅们回去了，咱们再吃。按照惯例，请工匠的主人家弄几个好菜摆在那儿，往往成为表达主人对师傅的热情与尊重的象征，工匠师傅们是不太随便开筷吃主人家荤菜的，否则，便被认为是师傅不懂礼节，要失去信誉。木匠师傅老江之所以在林溪村一带德高望重，不仅因其木工技艺高过一般师傅，做出来的凳子、杌子美观大观，木纹历历、结实耐用，还因为他有着别的师傅难以具备的节俭之德——他很少舍得吃主人家端上的荤菜，常常几天的木工活下来，几个荤菜与最初端上桌来时一模一样。
吃上香喷喷的辣椒炒肉下饭，成了我对生活最初的奢想。
我家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猪肉，但家中的猪栏里却常常圈养着两头肥嘟嘟的肉猪。
那些年，养猪成了家里唯一的现金收入来源。种稻谷是养活一家人的七张嘴，填肚子，多余的稻谷背到粮管所去粜，又分公粮定购粮超购粮什么的，最终也卖不了几个钱。有时满满地载了一板车沉甸甸的稻谷去，回来时也不过从结算窗口里接过几张轻飘飘的钞票。大多数人家宁肯将稻谷留着用来养猪。养的猪卖出去，得到的是可以贴补家用的现金，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小孩看病、读书的学费，都得指望它。
傍晚，母亲在田岗里做完农活，顺路会到红薯地里掐一大捆红薯藤，用锄头挑着回家，预备第二天的猪食。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就听到菜刀在木板上“咚咚咚咚”的声音，那是母亲出早工前在剁猪食。母亲把一家人的残茶剩饭收集了，又混上红薯藤、糙米，煮成一大锅当猪食。等我起床时，一大锅猪食已经煮好，热气腾腾地在厨房里。我们的饭食也在旁边。在一大桶潲水边，就是我们的小餐桌和一木甄满满的米饭。对此，我们从来不忌讳，并不是我们不讲卫生，而是我们把猪也当作家里的一员，我们要吃饭，猪也要进食。母亲不仅照顾我们一家七口的饮食起居，也照顾栏里的两头肉猪。有时母亲从田地劳作回家晚了，两头大肥猪嗷嗷待哺，母亲会舍不得，常常先热了猪食喂猪，再给我们做饭。母亲认为人饿一点不要紧，下顿多吃点就行，猪饿了就不长，到时卖不了钱，又拿什么给我们交学费？饿点肚子是小事，没钱上学是大事。不上学如何改变命运？今天如果要细究起来，我们五个儿女读书改变命运，一则是靠父亲在地里种的稻子，二则是靠母亲一潲桶一潲桶拉扯大的肉猪。
年初，父亲从集镇的猪仔市场买回两只小猪仔，年末，两只猪仔就变成了大肉猪。年复一年，猪栏里的猪一茬茬地长大，我们兄妹们也一天天长大，养猪赚钱，然后供养我们上学、看病、买衣服、备足油盐。我们的命运与肉猪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几次，九月开学在即，我们兄妹的学费还没有着落，肉猪却不争气，还没有长到可以卖的程度。母亲心急如焚，给猪添加更多的好粮食。这样临时抱佛脚当然无济于事，即使我们念咒语样地在心里千百遍地念叨“猪儿猪儿快快长大”，也丝毫不见栏里的猪有什么反应。最终只得父亲出面，到学校里向校长申请缓交学费，先让孩子读书，待生猪出栏后再补齐。
在父母的心中，如果说养育我们儿女算是他们的第一事业的话，那么，养猪恐怕算是他们的第二重要的事业了。他们将侍弄庄稼之外的几乎所有精力都用在养猪上，不仅他们本身无暇顾及我们的学习，有时甚至年少的我们也被派到养猪的伟大事业中去。
放学后，我们被父母安排去打猪草。在夕阳西下的田岗上，村里刚放学的孩子手挎竹篮，一长串的排着长队，匆匆往田野里赶去。这成为林溪村当年最经典的一道风景。他们分散在田地里，扯田埂上的杂草作为猪食，每人每天一篮子是必须的。一些孩子贪玩，常常为地里的蚱蜢、青蛙和水里的鱼儿所吸引，忘记了来地里打猪草的任务，等天黑了才猛然发现自己还是两手空空。心里慌乱的孩子，要么是躲着不敢回家，要么是回到家里等待劳累了一整天的父母的责骂。少不更事的孩子，听不懂父母的责骂，他们当然不知道这责骂中更多的不是对孩子的责难，而是他们对自己繁重劳动的不满，对沉重生活的倾诉，对不可掌控的命运的诅咒。最后，村妇的责骂声、孩子的哭泣声，像无声的命运，与林溪村一起沉入了苍茫夜色之中。
有一回，村里一个孩子放学后去水圳里捞猪草，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傍晚，家里的大人见孩子还没回来，以为孩子又贪玩了不敢回来，四下找寻。先是边找边责骂，接着是心急如焚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挂在心头，最终，他们在水圳旁边找到了一个只装了半篮子猪草的篮子和孩子脱下的一件衣服。责骂变成了歇斯底里的自责和号陶，在夜晚的上空，悲痛震住了全村人颤动的神经。
我父母亲的宽怀美德时常体现在一些小事上，让我终生感恩。母亲从不让我们儿女独自去打猪草的。他们用自己更多的辛劳解决了猪食的问题——他们在塬里山上开辟了一块荒地，春夏在地里种了红薯，秋冬则在地里种了萝卜，我们兄妹不用去野地里打杂草，只是每天放学后到这块地里掐一筐红薯藤或拔一筐萝卜则可，两头大肉猪的猪食就基本解决。尽管父母亲为此不得不增加额外的劳动，但却让我们免除了很多打猪草的辛苦，让同龄孩子们羡慕不已。
在伟大的养猪事业中，最令人揪心的莫过于牲畜生病。头天晚上，一头肉猪闷闷的有些异样，低音哼哼地有些迷糊，不像往日那样急迫地争食。第二天，食槽里的猪食余了大半。母亲有些紧张了，决定给病号猪调理调理营养，特别煮了半斗白米稀饭作猪食，并在稀饭里加入了野菊花——在林溪，野菊花叫做消寒草药，据说具有清热解毒、怯寒除湿之效，哪个人有点头痛脑热，往往扯上一把野菊花煎服数日，大半可以痊愈。猪生病了，人们也多是先给吃了怯怯风寒，与人同理。但这一次，肉猪似乎并不见好转，连白米稀饭也不情愿凑近前来嗅一嗅。母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头猪养到上百斤，一旦有闪失，对一个家庭来说算是一件重大的损失。母亲与父亲合计着，最终决定请兽医黄前来治疗。
兽医黄是个矮个子的中年人，邻村晏家村人，身体壮实得如一头牛。兽医黄父亲是个有名的老兽医，他技承父业，又进过乡兽医站培训，技术还算可以，只是天生不太言辞的性格，常常让人对猪的病情难以捉摸，空生出不少多余的担心。请兽医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远远近近就那么几个兽医，他每天东奔西跑上各家各户，见上一面是很难得的，既使请到了，他也不一定能马上来，往往要按先来后到排队等候一两天。兽医黄因此特别牛起来，养成了口气粗大、骄横跋扈的习惯，一般人都不放在眼里，稍有招待不足，比如准备的酒菜不好、付不了医猪病的现金、半夜把他喊来给病重的猪看病等等，他不仅要给主户使脸色，还会让你怀疑他到底下了多大力气医治。有时牲畜得了重病，农户也只有等着挨着，等兽医“忙”完其它事情才醉意蒙蒙、晃晃悠悠地赶来。有时，不等他来到，主人就眼睁睁地看着牲畜慢慢倒下、病死了，辛苦了半年的成果化为乌有。父亲那时是村委干部，多少还有些脸面，请兽医倒还算顺利。黄昏时分，兽医黄终于骑着自行车来了，车后架上固定着一个黄牛皮的药箱，里面琳琅满目地塞满了针头、注射液、注射器、药丸、听诊器之类。兽医黄看猪病极其认真，听脉、打针、开药，忙活了好一阵。可最后，他老是喜欢留下一句让人永远无法放心的话：这病还说不清，先吃这些药再看。话留了活口，我们则焦虑与担忧起来。次日，病猪勉强站起来，母亲赶紧煮了一锅大米稀饭，倒入了食槽。
如果一个闪失养死了一头肉猪，那一家人的整个经济计划就全要打乱了。可能这一年有人要失学，也可能有兄妹要没新衣服穿，还可能全家人得紧巴巴地过上好长一段时间的日子，半年都不能买上一回肉吃，只好常常闻着从别人的屋檐下飘出来辣椒炒肉的诱人味道独自一遍遍地咽口水。
如果一头奶猪从小到大能侥幸免于疾病而跌跌撞撞到“寿终正寝”，不仅是一头猪的荣幸，也会成为一家人的喜事——杀猪，意味着养猪的最佳收成，自然要成为乡村贫困而寂寞生活中的盛事。
凌晨，夜色还很浓。父母亲早就起床了，他们已经约好了屠户侯今天来我家杀那头养了快一年的肉猪。父亲牵了一根电线，将电灯引到院子中央的一根晾衣木桩上。灯光推开黑暗，整个院子亮堂起来，便有了节日的气氛。母亲在灶间生火煮开水，旧式的灶堂里明火烧得柴火噼噼叭叭，倒灌进来的柴火烟气熏得母亲眼睛里直出眼泪。母亲拍拍手上的灰尘，看看大口锅里的水已经沸腾起来，锅盖被沸腾的水冲得震动起来，升起一团白色的水汽。屠夫侯就要到了。随着灯光所及之外的黑暗中传来一阵粗重的咳嗽声，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即出现在院子的灯光下。长长的影子映在墙上、院子的地上，来回地晃动，与在院子里忙碌着收拾场地的父亲背后粗重的光影交错着，显得十分忙乱。屠夫侯从自行车上取下一个包袱，扔在地上发出一阵尖锐的金属之声。各种长短不一、大小不均的刀具半露在外，闪着锋利的寒光。屠夫侯粗声粗气地讲话，嗓门洪亮，似乎随时都要将低矮屋子的屋顶掀翻，他从不顾及现在是凌晨，随时会把还在睡梦中的人吵醒。随后是他一连贯的动作，在肉猪竭力的嘶叫中，钩、拖、掀，热泡、剐毛、开剖……不久，一头活生生的大肉猪已被他沿着脊梁均匀地竖切成雪白的两半，摇摇晃晃吊挂在旁边临时搭起的支架上，地上一滩乌黑的血污引来了村里的几条黄狗，挥之不去。屠夫侯本是邻村何当村的一个孤儿，早年被简家村一个有名的大屠夫宝贵收容为徒。他威武剽悍，力大过人，做事公正，不久就出师单干了。因为他为人爽直，从不占主人家一点便宜，很快就成为人们公认放心的杀猪匠，大家都争相请他。不到两个小时，两半猪肉已被屠夫侯捆上了自行车后的支架。猪头留下了。母亲早已割下一块上等的糜肉，和着辣椒炒了，香气四飘。屠夫侯匆匆扒了几口饭菜，就登上了自行车，拖着猪肉往水西集镇赶第二天的早市去了，背影消融在东方地平线上的鱼肚白中。
屠户侯常常在黑暗中来，又常常在天还未亮中匆匆离去。我好像从未认真看清过他的真面目，只是从他麻利的动作与粗粝的大嗓门中模模糊糊地推断，他应该长着满脸的横肉，黝黑的皮肤，生着一双突出的暴眼，有着厚厚的嘴唇。
天色完全亮起来时，母亲已经煮好了猪旺。凝固的猪血加热煮熟后变成了暗褐色，切成块后，细滑如豆腐，腾腾的热气中散着腥臊。母亲用青花炉碗分盛开来，放在竹篮里，迎着晨曦，向林溪村的每家每户送过去。一户一碗。与邻居分享收获的快乐，母亲的额头闪烁着喜悦的汗珠。
我和哥哥得到一个美差，被派去四五里外的外婆家请舅舅。晚上，父亲、舅舅和几个村干部一起在家里喝酒庆贺。桌上满盘的猪头肉、猪旺、猪杂，甚为丰盛。母亲系着围裙，忙前跑后，烧火、炒菜、斟酒，照顾孩子们吃饭，两手油污，一脸节日的喜庆。孩子们驱赶着邻家风闻而来的狗群，嘴巴上则好几天都沾满了猪油，充满了欢乐与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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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夏天，我想吃猪肉都快想疯了。
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连轴的劳作，让我浑身上下骨骼都疲惫得要散架了。每天都是单调乏味的南瓜下饭。即使再美味的佳肴，长久的持续也将变成一种折磨，会让你彻底腻掉，何况是平常如此的南瓜。我大概正进入身体疯长的年龄，体内有一股力量时刻在抓挠着自己。我想吃肉，我跟母亲说。母亲说家里没钱买肉吃。我说家里有猪，杀一头。母亲说猪太小，不能杀。我说那就去买，我们家买一斤肉的钱一定有。母亲说有是有，但不能用，生病时要用，上学也要用，买农药、买化肥都要用。
母亲说服了我，但说服得了我的心，却没说服我的身体。我身体里宛若有千百只虫子在噬咬。我要吃肉，我要吃肉……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呼喊。早上父亲从睡梦中把我叫醒，要一起去地里割稻子。我赖着床上起不来，疲倦像浑身灌注了铅水一般。那个夏天南瓜丰收，仓库里成堆的南瓜，我们吃不完就用来喂猪。整整一个夏天，人与畜牲足足消耗了半仓库的南瓜。闻到餐餐不变的南瓜味，我就胃口全无。我恶意地将难以下咽的南瓜称作“潲瓜”，因为我觉得它像潲水一样只值得去喂猪而不应该让人吃。
一个炎炎的中午，从水稻田里劳作回到家，浑身疲惫的我走进厨房，又是那倒胃口的南瓜。我终于崩溃了。乘母亲不注意，我从母亲放钱的柜子里取了五元钱，顶着烈日，骑自行车独自一人跑到集镇买了两斤肉回家。
此前，我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忤逆父母的大胆之举。我以为等待我的必将是父母的一顿严厉责骂。可是，父母的宽怀让我感动。我想像的各种严重后果都没有出现，母亲没有责备我哪怕一句话、一个脸色，只是安安静静地将肉切碎，炒了两盘辣椒炒肉，端到全家人的餐桌上。我为自己的忤逆而自责，却吃上了世界上最可口的美食，远胜过世间所有的山珍海味。
我常常自豪自己有这么好的父母，在最困苦的时候，也能保持一颗宽容平和的心。
很多人没有我这样的运气，他们窘于更加困难的经济条件，除了自己家杀猪可以沾点荤腥，大多数时候只能靠闻一闻阶檐下飘来的辣椒炒肉香味来解馋。实在馋得难受的老夫，终于吃上死猪肉了。他把不知谁家一只刚病死的猪仔剖了，掏去内脏，在钟家井洗净，然后和骨头一起剁成细块，放入水酒、辣椒、生姜、大蒜子，在热油里焖上个把钟头。揭开锅来，香味扑鼻，让人难以挡住美味的诱惑。福生坐在檐下，就着一碗小酒，吃得有滋有味。路过的大婶说，老夫，吃不得，吃了要得病死掉，像猪一样死掉。他听了嘻嘻哈哈笑，眼睛眯得更细了，两颊酡红，带有几分醉人的酒气，说出来的话含糊不清。第二天，他没事。第三天，第四天，一个月，两个月，他依然没事。有了第一回，第二回便无所顾忌了。此后，村里竟然有好几户人家都不避讳吃死猪肉，有时发现哪家人家猪死了，他们还时常相邀前往，分而食之，成为他们的一场盛宴。
有好几年，我都无比向往舅舅家有肉吃的美好生活。那时，舅舅家渐渐殷实起来。一次，舅舅来我家做客，说起吃肉的事，他自豪地说，他们家每半个月吃一次肉。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给坐牢的人都是半个月吃一次肉，我们就比坐牢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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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站位于集镇的核心地段，由四幢红砖瓦房围成一个院子组成。院子中间高耸着一个水塔，宛如一面高高撑起的旗帜，昭示着食品站的强势存在。北边是火车站，小如浙赣铁路线上的一个小逗号；南边紧邻的是酒厂、棉花站，进进出出的都是镇上骄横自大的权势人物；西边是小学校；东边临街面，街对面是农资站，全镇化肥农药的集散地。建筑的格局总是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食品站所居的核心位置，与它在经济生活中受到的膜拜是相称的。在那个年代，它垄断了几种重要食物的分配权，猪肉、牛肉、白糖、豆腐，甚至绿豆。围绕在它周围的则是权力、审批。有人为了给病重的产妇购买到一斤白糖而托关系走后门，得到了一张审批“条子”而兴奋不已；有人为买到了半斤猪肉而三更半夜前来排队。食品站垄断了我们的胃口，垄断了我们的蛋白质，也垄断了我们的心情和价值观念。
而在乡人的眼中，食品站本身其实是一张巨大的嘴。它无限地吞食着我们所豢养的猪、牛以及鸡蛋、大豆。我们源源不断地将猪牛羊、鸡鸭蛋输送给他们，但它却轻易不舍得反哺一点给我们。每家人家都愿意自己在家杀猪，起码可以给自己家留一个猪头吧？可父亲每年都要绑两头肉猪送到食品站来，因为得完成上面的生猪生产任务。
父亲背着沉重的板车在前头拉，绳子深深地勒进他肩膀上的肌肉里。一头近两百斤的肉猪已经被五花大绑固定在车架上，丝毫动弹不得。畜牲一路上百般不情愿地嚎叫，为自己前程未卜的命运从未消停地挣扎，但却从未得到过哪怕一个路人的同情而前来救援。我跟在父亲的板车后面，看着父亲背上的汗水怎样漫过后背湿了一大片衣服。我们从林溪出发，穿过宠江山，过晏家村，经张家村，直达三华里外的集镇。粗大的麻绳已经将猪的脚踝绑得红肿起来，父亲也不敢给它松绑，生怕肥猪会半路逃脱。在食品站，称毛重、除潲水，工作人员在算盘上噼里叭啦的算计，最后，一头大活猪变成了手中薄薄的几张钞票。
后来慢慢长大我才知道，粜给食品站的猪是按照国家定价计算的，一头猪勉强换回几个微薄的铜钱，比起自己杀猪去市场上卖要少得多。但没有国家的批准（到生产大队开票），即使自己养的猪也是不能卖的，唯一可以卖的地方就是公社的食品站。既长，我也知道，食品站的猪统一向城市提供，又按照定价卖给了城市居民。再长大，我又知道，其实生活在城里的居民比起养猪的父亲来说，吃肉的机会要多得多。待我成年后，已经不需要粜猪了，但屠宰税开始收了；后来屠宰税变成了摊派款，养不养猪没人管，屠宰税不按猪头算，而是按人头摊，乡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剑拔弩张的场景时常出现。004年，国家将农业税取消，屠宰税随之也消亡。养猪，终于不再是父母亲头上一项沉重的负担了。此时，父母亲也老了，腰肌劳损、类风湿关节炎、静脉曲张、腰椎病……年轻时过分劳累所积的隐疾都显出来了，再也无力从事农业生产了。
养猪完全市场化了，养不养猪成了农民的一种自由选择。食品站风光不再，现在已残破成集镇上一个半荒弃的院子，门前的土路上长满了茂密的杂草。一次回老家，与年幼的儿子路过，儿子问起我“食品站”是干什么的？我心中一时五味杂陈，不知从何说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