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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季 少 年

1960年6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县立一中的校院里冷冷清清黢黑一片,惟有礼堂的舞台上还隐隐闪烁着昏暗的灯光。

礼堂里,空空的舞台上透着一股寒酸。乐队10来个人横三竖四地围成一堆,正在排练器乐合奏。

丁卓手操二胡,眼睛却注视着墙上的闹钟。已经整整10点了,闹铃却还没响。这该死的闹钟!他在心里骂道。天蒙蒙亮,它就把你吵醒,使你不得不强睁猩松睡眼,趔拉歪斜地系上裤子去出早操。眼下,胃肠已抗议多时,那红头秒针却依然不慌不忙,慢慢悠悠,极不情愿地一步一步朝前挪。他的位置在闹钟的右侧,礼堂里光线模糊,加上闹钟玻璃的反光,他还是慎重了一下。走过去仔细一瞧,分针才指向11,也就是说,还差5分钟不到10点。他真想把那懒惰的分针直接拨到12上,结束这场排练,奔向食堂去领取那个他渴望多时的馒头。一想到馒头,口水就顺着食管往下流,他的喉结也不由自主地上下蠕动,似乎吞下的就是一口香喷喷的馒头。

在困难时期,晚上10点还能吃上一个白面馒头,绝对是一种幸福。若没有特殊背景,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

中学星期六下午放假,校文工团仍要排练节目,而且一直坚持到晚上10点,当然要付出辛苦,也要忍受饥肠漉漉的煎熬。经校委会充分认真研究讨论,决定每人补贴一个馒头。感谢校领导!感谢校委会!

丁卓不得不坐回去,重新操起二胡,坚持最后五分钟。他发现他的同伴们也不时向闹钟瞟一眼,看来,他们的生物钟也到了G(饥)点。

排练终于结束了,丁卓如愿依偿地领到一个馒头。募地,他眼睛一亮,惊喜地发现这个馒头上多出了一片馒头皮,是从别的馒头上沾下来的。

千余学生吃饭,炊事员在往笼屉上码馒头时难免有的就挨在了一起。如果挨的太紧,就会沾下厚厚的一块。炊事员出于公平,便要用刀修整。只有这两个馒头若即若离,挨得恰到好处,而且炊事员在卸馒头时,由于疏忽绝对没有发现,才会出现这种意外。

这片馒头皮本来属于别人,而今沾在了丁卓的馒头上,自然就归他所有了。这是上天的恩赐,是一种幸运。他用指尖轻轻地剥下那片馒头皮,沾沾自喜的欣赏着。

这片馒头皮一寸见方,柔软菲薄,颤颤巍巍,分外娇嫩。他小心翼翼地用食指与拇指捏住馒头皮缓缓送进嘴里,像嚼泡泡糖那样刻意地将嘴巴啪的“啪啪”响,尽情地体味着这意外所得带来的快意。直至那片薄薄的馒头皮在牙齿的切磨下,转化为稀稀的糊浆,他才依依不舍地细细咽下去。

现在,他手中只剩下这个完全属于他的馒头。他双手捧着馒头,口水不断地增多。馒头冒着热气,那热腾腾的白气里有一股很撩人的香味。他没有急于咬一口,而是将鼻子伸得长长的,对准那热气深深地吸一口。诱人的面香便顺着鼻腔直达五脏六腑,精神上便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享受,更何况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馒头,也确确实实能平息胃肠的躁动不安。

那年,他才十四岁,胃容量却大的惊人,一顿能吞下七碗稠糊糊的面片儿。

一天,班里几个女生在水管上洗头,突然水停了。他正好经过这儿,一女生喊到:“丁卓,帮我们去灶上打桶水。”丁卓不屑地说:“饿得都走不动了,还帮你们打水!”那女生说:“不让你白打,每人给你一张饭票。”“中午的?”“当然!”多么诱人的交换条件啊!

四个女生四张饭票,加上他本人的三张,七张饭票七碗面片儿,没费劲就下了肚。肚子撑的溜圆,呼吸已感到吃力,却还是觉得不过瘾。那年头,这小小的胃真的成了无底洞,再多的食物也填不满。

他仔细地端详着馒头,认真地琢磨如何更科学、合理的享用它。以往都是先咬下馒头的四个角,再一点点地把馒头修整成一个圆。这样,方馒头就变成了圆馒头,依然保留着一个完整的馒头的形象。常此以往,便没了新意,心理安慰的程度也随之削弱。于是,他决定先在馒头的底部咬一口。从正面看,既不破坏馒头的完整性,又满足了难奈的食欲。他正要实施这个新的尝试,肩膀被人猛拍了一掌,回头一看是邓玉山。

邓玉山和丁卓是同班——红领巾班。红领巾班里全是少先队员,年龄都不超过十五岁。邓玉山是丁卓的好友,也是文工团乐队成员,他俩就像烟布袋与火镰,形影不离。邓玉山诡秘地向丁卓使了个眼色,丁卓跟着他来到一个背角旮旯里。

借着礼堂透出来的亮光,邓玉山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纸包里是一些黄色粉沫。他把自己的馒头掰开来,撒上一些黄色粉沫。又教丁卓把馒头掰开,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些黄色粉沫均匀地撒在馒头上。他很谨慎的咬一口馒头,细细地咀嚼着,脸上漾着得意。

丁卓也学着邓玉山那样咬了一口馒头,顿觉一股奇妙的浓香直灌全身。那味道似芝麻、似花生、似核桃仁,是一种混合的香味,是他从未体味过的一种滋味。正如当今一句广告词:味道好极了!

丁卓问:“是啥?这么香。”

“辣椒籽儿。”

噢!丁卓明白了。昨天下午他和邓玉山从老师的小灶前经过,见炊事员老董在弄辣椒。邓玉山主动帮老董清扫现场,把辣椒蒂倒掉,辣椒籽儿却留下了。丁卓当时还直埋怨:“白帮他干,图啥?”邓玉山只是笑,没言声。

万没想到,邓玉山能把这废弃的东西变成如此美味的作料,不愧同学们称他是“能豆儿”。他不光笛子吹得好,学习也特棒,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数学课代表,全年级的尖子。

丁卓品尝着这种极为特殊的清香,在不知不觉中,那个馒头就溜进了肚里,又喝了一大碗凉水,总算暂时安抚住了腹中那个不安分的皮囊。

学生宿舍是大通炕,每人的铺位只有七块砖(厚度)。二十多个人排成一溜儿,拥塞得就像冬窖里的萝卜。尽管憋屈,躺下就得赶快入睡,睡觉是解除饥饿最有效的办法。

丁卓口中的余香久久不散,夜里,他做了个好梦。梦见馒头里撒的黄粉沫膨胀起来,厚厚的油油的连成一片。哇!肉!一片红烧肉!他急不可奈地咬一口,也咬住了手指头,疼得他醒来。露在单子外的手背上一个大包,又疼又痒。他动弹了一下,那喝饱了血的蚊子才懒洋洋地哼哼着离去。肉没吃上,倒被蚊子叮了一口,他顾不得疼痒,将手缩进单子,又回到梦里去寻找那片令人馋涎欲滴的红烧肉。

第二天是星期日,不出早操,也不上课,他睡到十点才起床。

刚进六月,人们就感到了酷夏的那种燥热,连呼吸都觉得鼻腔里热辣辣的难受。

邓玉山洗脸回来对丁卓说:“推子坏了。”

为了省钱,班里的男同学凑钱买了一把推子,互相理发,虽说发式差些,能把头发弄短为原则。推子坏了,便没了辙,顶着一头长发,就像戴了一顶毡帽,头皮都长了痱子。只有星期日才有时间整理内务,丁卓和邓玉山来到街上的理发店,一番讨假还价,说定了剃光头,不刮脸,两个算一个,出两毛钱。

那年月,有五毛钱,八个同学就能去饭馆大餐一顿。五毛钱一碗红烧肉,八大片,每人一片,谁出的钱油汤归谁。一大片香喷喷肥嘟嘟的肉片嚼在嘴里,那种感受绝不亚于今天一个异性的热吻。若花两毛钱理个发,岂不是极大的浪费?更何况丁卓和邓玉山都没了父亲,属于特困学生,一分钱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贵的。

剃光了头后,邓玉山借了付箩筐去挑煤。煤矿距城里十里地,五毛钱一百斤,挑到城里能卖到一分钱一斤。邓玉山个子高,有力气,又是村里的孩子,挑担的活儿自小就干惯了。只是县城里的市民有限,若不事先联系好,挑来煤也没人要。好多同学都看上了挑煤这行当,竞争也就空前激烈。外加一担黄土或一担水,服务越来越到位。为了那几毛钱,他们宁愿多出点力气,也要想方设法保留老主顾。

丁卓就不同了。城里生,城里长,身单力薄,挑担子就像扭秧歌。他也有自己的招数,去各单位的垃圾堆上拣骨头,一斤骨头二分钱。或者去残墙根下刨砖,一块砖一分钱,辛苦一天也能弄几毛钱。不管怎样,每月必须按时交足七块钱,否则,事务长就要点你的名,或停你的伙食。

星期一早上,丁卓一进教室便迎来一阵爆笑。

教室里十来个光头,犹如十来只大灯泡那样刺眼。这些光头望着他,他望着这些光,不

觉“哧”地一下笑出声来。顺口说道:“好家伙!光头会呵!”

班里的男同学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剃了光头。平日里这些男生都留着分头,区别不大。一

剃了光头,便露出了各自的庐山真面目。光光的脑壳各不相同,方形的、圆形的、扁形的、高前额、大脑勺……惟有邓雨山的脑袋最有特色:中间高,两边低,又尖又亮。浓黑的眉毛下一双不太大的眼睛,抑郁、机警而又自信。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你们看,邓玉山像不像蒋光头?”大家又是一阵哄笑。从此,邓玉山便落了个“委员长”的头衔。

这光秃秃的葫芦瓢甚是好玩,免不了就有人上去摸一把。如果教室里全是男生也就罢了,偏偏班里的女生比男生还多。在女生面前,男生最要面子,这和尚头岂容别人乱摸?于是,便追上去报复,不想被身后的人又摸了一把。一刹时,你摸他,他摸他,追逐嬉戏,欢笑声此起彼伏。女生们虽未参与其中,而那欢畅尽情的笑声却格外的清脆爽朗,也隐隐流露出一丝羡慕,甚至妒嫉。无奈,光头是男生的专利,女生们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头天下晚喝下两碗稀汤寡水的合子饭,已支撑了一夜,经过这一番闹腾,又把仅剩的一点热能耗尽,浑身便软了下来。坐在位子上,静听着自己和同桌肚子里“咕咕”地歌唱,那滋味实在是对一个人意志的磨练。

对付饥饿唯一的办法是喝水。喝的多也就尿的多,以至于尿水都没了臊味。丁卓又去了厕所,洒完尿,身子一激凌,一缕阳光射进他的眼帘。在他避开阳光那一瞬间,无意中瞧见土坎上、也就是学校的后墙上稀稀疏疏趴着几棵不知名的小草。墨绿色的叶片中绽放着几朵紫蓝色的喇叭花,在晨风里瑟瑟的抖动着。他便踩着茅墙爬上去,探身采下那些花朵。

那花朵蓝中透紫,紫中透红,分外妖艳。他想,如此惹人喜爱的鲜花若是能吃该有多好啊!便下意识地把花的尾部用嘴唇噙住,轻轻一吸,立时便感到一丝淡淡的甜意,久别了的糖的滋味又回到了记忆中。只不过这花朵太娇嫩,也太少,没几下就被他蹂躏的不成样子了。遗憾的是,这花又涩又苦吃不得,实在可惜。

多年后他才知道,这种小草俗称“泡花”。学名叫野地黄,其花无毒,嗅之微甜,食之苦涩。至今回想起来,口中似乎还有一丝甜意。

那时,对吃的似乎也特别需求,在吃饭排队的先后次序上就费尽了心机。一天三顿饭,除了中午吃的稠一点,早上和下晚都是老规矩——合子饭。

所谓合子饭,就是小米、白菜、萝卜、面条一锅煮。那些有形的东西总是漂浮在上面,排在前边打饭,舀到这些有形食物的机遇必然就多。要么排在最后,锅底上结着厚厚的一层饭痂痂,虽然一股焦煳味儿,却很实惠。若排在中间可就苦了,两碗稀溜溜的糊糊,一泡尿就啥也没了。开饭的铃声犹如冲锋号,同学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争先恐后地奔向食堂。铃响之前碗筷必须握在手中,这点常识人人具备。

几天后,县教育局给学校初中班派来三位政治辅导员兼“红旗班主任”。

初一、初三的政治辅导员到也一般,惟有初二的这位辅导员却很是出众,名字也很响亮,叫王惟一。中等身材,清癯儒雅,一付翩翩君子模样。只是他那深邃的目光里有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意味。他一笔好字,口齿清利,微微一笑,便露出左侧那颗金光灿灿的虎牙。这金黄的颜色令人觉得怪异,也显得很独特。就因为他是政治辅导员,才没人敢品头论足,否则,外号早就满天飞了。

很快,同学们就发现王辅导员有“溜墙根”的嗜好。他不动声色地蹲守在屋外,透过窗玻璃洞察教室里的一切。他走路的脚步很轻,几乎没有声响。鉴于这一特性和他那颗金牙,他获得了“金猫”的雅号。

王辅导员并没有因学生给他起外号而动怒,反而笑容可掬的在班里说:“有的同学称我猫,他很感谢,这是对我的褒奖。猫忠实地捍卫人民的财产,是害虫老鼠的天敌。”他突然话锋一转,问道:“丁卓!你说是不是?”

丁卓望着王辅导员锥子一般的目光,心头一颤,慌忙起立,结结巴巴地说:“王辅导员,那外号不是——不是我——。”

“我又没说是你,就是你起的也没什么?”

“真的不是我——”

王辅导员冲丁卓摆摆手,说:“坐下,坐下。”又面向大家,说:“同学们!说没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老鼠!哈哈哈------”他言语不多,却意味深长,尤其他那过于爽朗的笑声,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胆寒。

自那日后,丁卓便察觉到王辅导员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同学们似乎也意识到了。除了邓玉山,别的同学和丁卓逐渐地疏远了。

王辅导员很有魄力,在红领巾班里大力开展团的工作,找同学谈心、交换意见,培养积极分子。一时间,班里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

王辅导员从未找过丁卓谈心。丁卓猜想,王教导员是有意地冷落他,起因就是他那外号?被同学们孤立,被老师冷遇,他感到惶恐。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政治辅导员左右着学生的政治生命。丁卓想找王辅导员解释,然而,谁又能为他作证呢?弄不好会越描越黑,他想通过邓玉山给王辅导员解释清楚。

邓玉山说:“你自己和王辅导员说清楚更好。”

“我不知道船到底是在哪儿歪着。”

“可能是有人打了你的小报告。”

“打小报告也要实事求是呵!”

邓玉山笑了,说:“实事求是就不叫小报告了。”

是啊!实事求是就不叫小报告,反言之,小报告就绝不会实事求是。而这个打小报告的人会是谁呢?他首先想到班里的那些积极分子,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平日里说说笑笑,亲密无间,背地里却下刀子,太可怕了。祸从口出,少说为佳,他暗暗告戒自己。

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思想本不该这么复杂。在那个充满斗争气息的年代里,耳睹目染,你想不复杂由不得你。

才六月上旬,教室里就热得出奇,课桌、凳子、书本,全都发烫。下午上政治课,王辅导员别出心裁地把同学们带出校外。

距校院不远有棵皂荚树。这皂荚树很有些年头了,足足有三搂粗。郁郁葱葱,树荫有一亩地大小,树杆上爬满了绿茸茸的苔藓。裸露出地面的树根好似巨大粗壮的手指,深深地**土里,像是从地里抓取什么。

来到树下,便感到一种凉意。离开那封闭的教室,置身于空阔的野外,怎不令人心旷神怡。同学们从心底里赞赏王辅导员这一创举。

王辅导员绘声绘色地讲,同学们洗耳恭听。

一辆拉大粪的牛车走来。老牛慢慢悠悠,粪车吱吱呀呀。粪车走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可以隐约听到粪水在粪桶里咣荡的声响。随着这声响的清晰,一股粪臭漫过来。丁卓不自觉地鼻子里“嗤”了一下。

王辅导员问道:“丁卓,你怎么啦?”

丁卓不知道王辅导员为什么要这样问他,一时无言。

王辅导员说:“实事求是地回答!”

丁卓喃喃地说:“臭。”

王辅导员又问另一个同学:“你闻到臭了吗?”那同学说:“没有。”一连问了几个同学,都说没有。王辅导员狡黠的一笑没再说什么,继续讲课。

丁卓像被什么戳了一下,再也难以平静下来。本来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搪塞过去,在王辅导员“实事求是”的启发下,他实事求是地讲了真话。他后悔自己太蠢,犯了中国人的大忌,讲真话是要挨板子的。他心里像有一只小鹿在“嘚嘚”地奔跑。

在回校的路上,同学们都不答理他,只有邓玉山很是凝重地看了他一眼。他知道,邓玉山不是在抱怨他什么,只是为他的诚实而遗憾。

从下午自由活动到晚自习,再没有任何人提起这事,丁卓也渐渐地把这事忘在了脑后。

下晚自习的铃声响了,同学们收拾起书本,却并没有离开教室。今天是星期一,晚自习后开班会。王辅导员是一年级三个班的班主任,班会就合起来开。那两个班的同学陆续来到红领巾班,一百多人挤在一个教室里,叽叽喳喳,到也热闹。

王辅导员走上讲台。他微微一笑,嘴里金光一闪,环顾着四周,说:“同学们,现在开会。”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

王辅导员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只要他嘴角捎捎向上一翘,那颗金光闪闪的虎牙便露了出来,笑意也随之爬上眉稍。他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年级上周的工作,接着说道:“年级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一团和气,温情主义严重,不能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他批评,使一些错误思想与错误言论任意地滋生蔓延。有人说他饿得都走不动了,同学们!你们说饿吗?”

几乎所有的同学一口同声地呼喊:“不饿!”

这喊声虽响,底气却显得不足,只在教师里回荡了一下,便消失了。

王辅导员接着说:“有位同学吃喇叭花。只有旧社会才吃不饱,吃野菜。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们能答应吗?”

“不能!”

这次的呼喊声震耳欲聋,连墙壁都在抖动。

王辅导员振臂一呼,大家齐声响应,这情境到也鼓舞人心,却也令人胆战心惊。丁卓恍惚察觉到,王辅导员把矛抬头指向了他,不由地心里一阵慌恐。

王辅导员又说:“有些人思想灵魂肮脏,公然嫌弃劳动人民臭。我们能容忍吗?”

“ 不能!”这一口同声的回答如同一声炸雷,轰得丁卓心惊肉跳,猛地一个激灵,若不是坐在坐位上,他真不知道还能否站得住。

王辅导员停顿了一下,口气温和地说:“对这些错误思想要进行严厉的批判,但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事不对人。希望大家向错误思想猛烈地开炮!”

王辅导员越是慷慨激昂,同学门也越是义愤填膺。一连串没有硝烟的炮弹在教室里炸响。窃窃私语声犹如蚕吃桑叶,声音不大,却很清晰。有人交头接耳,小声地传递着丁卓的名子。在一双双惊诧、鄙夷的目光逼视下,丁卓低下了羞惭的头颅。

将近十一点,王辅导员又走上讲台,面带微笑说:“由于时间的关系,同学们不能一一发言。邓玉山同学,请发表你的意见。”

刹时,所有同学的目光全都集中在邓玉山身上。他周围那几个同学有意无意地将身子挪开,把他孤零零地晾在那里。他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额头上浸出了细细的汗珠。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和前边同学的意见一样。”

王辅导员冷漠地点点头,转过身:“丁卓,你呢?”

丁卓浑身酥软,支着桌子站起,怯怯地看着脚面,喃喃地:“他也和前面同学的意见一样。”

王辅导员脸色端得平平地:“坐下吧!”

听到“坐下”两个字,丁卓就像得到了大赦令,一屁股拍在坐位上,软瘫了似的背靠着后面的桌子,身子躬成个虾米。

教室里一片哄乱。

王辅导员说:“安静,同学们安静!”噪杂声渐渐平息下来,他接着说:“同学们,今天的班会开得很圆满,也很成功。我只想提醒大家,看问题要看本质,找原因要从根子上找,态度代表一个人的立场。好了,散会!”

同学们叽叽喳喳走出教室。

丁卓木僵在那里。

这天夜里,宿舍里静的怕人。,再没有人说笑打闹,大家都非常安分地躺在各自的铺位上。丁卓与邓玉山之间就隔着两个人,他清楚地听见邓玉山来回翻身的声响,不时还轻轻地长出一口气。他真想爬过去和邓玉山说句话,但此时不能。就是因为他,在班会上邓玉山被点了名,是他连累了邓玉山。

王辅导员在总结中说:看问题要看本质,找原因要从根子上找。这句话像楔子一样硬生生地打进了丁卓的脑海。谁也明白,所谓“根子”指的就是家庭出身。丁卓的父亲虽然死了,但他生前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少校团长,绝对够得上“历史反革命”。再用“阶级烙印”这个逻辑一套,便上纲上线了。想到此,他心里怦怦直跳。

邓玉山的家庭出身也有污点。他父亲曾在当地土匪队伍里干过伙夫,虽说是被抓去的,也属于历史不清之类的政治问题。在班会上,邓玉山没有对丁卓“开炮”是顾及朋友的面子。王辅导员之所以点名要邓玉山发言,纯粹是因为丁卓,谁都知道他俩好。否则,一个班干部,学习尖子,尤其在这种场合,怎会被点名发言呢?

心中惶惶,恶梦纷纭,丁卓梦见自己被推上了讲台。一双双愤慨的目光直逼着他,挥舞着拳头,高呼着口号……突然被人一下推下了讲台,他从噩梦中醒来。是邓玉山在摇晃他,起床的铃声催促着人们匆匆忙忙奔出门去。

自从那晚之后,王辅导员的话总是萦回在丁卓的脑际,不住地敲打着他的神经。尤其使他难堪的是,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戳他的脊梁骨。然而自那晚后再没了下文,这事决不会就此罢休,不定哪天就是突兀其来的当头一棒。这一棒敲得他头破血流?还是伤筋断骨?他不得而知。越是没有结果就越是担心,这种顾虑已成为一种压力,成为一种精神负担。有时他甚至希望,不管是什么样的处罚?什么样结局?旦愿早日结束这场恶梦。像这样没完没了、整天提心吊胆的,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这个星期,他也不知是怎样熬过去的,夜里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辰。

他反枕着双手,痴痴地盯着窗外那课白杨,“啪啦,啪啦”声不时在窗外响起,人们把这声音叫“鬼拍手”。这声响和着细细风声,听的时间常了,耳旁恍惚也就有了似有似无、幽幽怨怨的哭声。屏声谛听,这声音是那样的缠绵悱恻,又是那样的悲凄惨然,许多浮动着的感觉便从黑暗中生长出来。

在淡淡的月光映衬下,树的叶片是紫蓝色的。叶片的边缘,被月光勾勒出一圈极浅极浅的灰白。摇曳着的树影被月光筛落进来,映在墙壁上,酷似一个个痛苦扭动的鬼魅形体。尤其在这风吹篁动的月夜里,仿佛有许多男男女女在哭泣,高高低低,若有若无,时续时断。低徊时犹如呜呜咽咽的风声,高起来时像是群猫的鸣叫划过夜空,令人手发倒竖。

这时候,既是一个稍稍安慰的眼神,一个不经意的微笑,一声些许同情的叹息,都会令他感激涕零。

思想上有了压力,食欲也骤然锐减,吃饭成了一种负担。午饭大多是一个白面馒头,一块黄面发糕,一碗菜汤。若在平日,这点饭菜,早就被他风卷残云般的消灭了,而眼下,就是山珍海味也钩不起他的食欲。他不愿在同学们面前显露悲哀,就把饭端回宿舍,久久望着这饭菜却没心思下咽。最后,他还是强迫自己,像吃药一样吃下了那个馒头,喝了半碗菜汤。

不知什么时候邓雨山来到了他身旁,手一扬,他汤碗里多出了半个馒头。他正要说什么,张仁义就进了宿舍。

张仁义是班里的积极分子,从他那警觉的目光中看得出,他决不是偶然来的。好在他迟了一步,邓玉山往丁卓碗里放馒头这一举动他并未看见。

邓玉山换了双鞋,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款款出了宿舍。

张仁义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很是尴尬。

丁卓拿起那块发糕走过去,说:“仁义,给你。”张仁义越是不要,他越是给。这块发糕像是一块火炭,烫得张仁义猴急地逃了出去。

丁卓知道张仁义此时决不敢接受他的馈赠。他明知故为是要把他撵出去,自己安静的待一会儿。

丁卓望着汤碗里那半个馒头,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邓玉山比他高一头,饭量也大。别说一个馒头一块发糕,就是两个馒头两块发糕也不在话下。他却省下半个馒头给他,而且还要冒一定的风险。他虽然没说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中。丁卓感激地咬一口馒头,鼻子一酸,泪珠儿滚落在汤碗里。

这几天,王辅导员很少到班里来。每到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总有几个同学到他的办公室去,一去就是好一阵子。每当这时,丁卓便惶惶不安,不由自主地揣摩:王辅导员和这些同学在策划什么?

星期五下午在操场上,班长对丁卓说:“你要深刻检讨,争取主动,要从根子上找原因。下星期一班会你作检讨。”

终于有了回音。一个学生作检讨并不是一件难事,难得是“从根子上找原因”。所谓的“根子”就是家庭出身的代名词。一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有些人积极分之就像服用了兴奋剂,那种狂热与冲动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一想起那严峻震撼的场面,丁卓就周身颤抖。看来,那晚不点名的批判只是一次演习,这下要动真个了。

午后的阳光炽热烁人,丁卓却不寒而栗。他没有过这种经历,也不知自己能否撑得住,因而也就特别发怵。望着操场上那土台子,仿佛他已站在了上面,面对台下无数挥动着的拳头,震耳发聩的吼声,他直想化作一粒尘埃随风而去。

星期六下午学校放假,丁卓总算可以暂时离开这令人烦心的校院,回到自己家中。一见到母亲,他再也忍不住,一头扑进母亲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个够。

母亲见他痛哭流涕,不觉也落下泪来。当她弄清了儿子是为啥哭泣时,便说:“王辅导员是不是叫王唯一?”

丁卓点点头。

“他原来在教育局?”

“听说是。”

“他不知道教育局局长是你舅舅?”

“舅舅不让我说。”

“这个王惟一,人挺好的,他咋这样?”

“他要我从根子上找原因。”

“啥根子?”

“就是我爹的历史问题。”

“胡扯!”母亲冷下脸来,说:“你爹死了这些年,你就是有错,跟他有啥关系?待会儿他去找你舅,你别管了,不要因为这事耽误学习。”

母亲答应出面找舅舅,丁卓心里就有了些许的宽慰。他听母亲说过,是父亲供养舅舅读书,一直读到省城师范,参加了牺盟会,才走上革命道路。娘子关对日作战,父亲表现的很英勇,是当时的抗日民族英雄。而今天,父亲的历史却成为他的耻辱与污点。他曾天真的想象,父亲黄埔军校毕业后,要是去延安投奔八路就好了。那样,他便是革命先烈的后代,就根红苗正了。

为什么同是抵御日寇,同是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死后结论却截然不同。这个问题至今他也弄不明白。

历史的原因是复杂的,父亲当时为什么没去延安?他不知道。他并不怨恨父亲没有给他留下值得炫耀的历史,只是为父亲惋惜。为抵抗日寇入侵,全团官兵无一生还。父亲杀身成仁,尸骨无存,却落了个“历史反革命”的下场,死后还要危害家人,不值!

他更不能理解的是,舅舅现在也供他读书,却不许他暴露与他的甥舅关系,还吩咐他,没紧要事不要去县委找他。丁卓思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舅舅是革命领导干部,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与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来往,在阶级阵线分明的年代里,连舅舅这样的老牌布尔什维克也不得不有所顾忌。

星期天晚上返校上自习。丁卓刚走进教室,班长就告诉他,说:“王辅导员找你。”

丁卓惴惴不安地朝王辅导员办公室走去。进了屋,他拘谨地站在那里,怯怯地望着王辅

导员。

王辅导员却异常温和地对丁卓作了个手式,说:“坐!坐!”拿过一个茶杯,放了些茶叶,沏了开水,盖上杯盖,放在丁卓面前,说:“喝茶!”

王辅导员这异乎寻常的举动令丁卓受宠若惊,他一迭声地:“不,不,我不喝。”

“喝吧!上好的茉莉花。”

丁卓如坠五里雾中。王辅导员今儿咋啦?这么客气。他笑的越是灿烂,丁卓越是不知所措。

王辅导员满脸堆笑地望着丁卓,说:“教育局常局长是你舅舅?”

丁卓点点头。

“没听你说起过。”

“舅舅不让说。”

“噢——”王辅导员意味深长的感喟说:“这样对你也好。你可要体谅你舅舅的良苦用心呵!”

丁卓只是点头,不知说什么为好。

王辅导员端起他那茶杯,咂了一口,说:“我对你是恨铁不成钢呵!你很聪明,多材多艺,学习成绩优秀,前途不可限量。对于可教之材就是要高标准,严要求,玉不琢不成器嘛!处人接物要慎重,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不要和那些落后的同学混在一起,这会影响你的进步……”

丁卓一边点着头,说:“下星期一我检讨——”

王辅导员一挥手止住了他的话头,说:“人无完人,知错改错就好。过去的事就算了,你不要有任何思想顾虑,安心学习,争取期末考试成绩拿第一。”

这时,丁卓才暗暗松了口气,紧忙说:“我一定努力。”

王辅导员把椅子往丁卓跟前挪了挪,悄声地说:“要向团组织靠拢,赶快写份入团申请书送来,红透才能专深,懂吗?”最后还特意吩咐丁卓对今晚的谈话保密。

在返回教室的路上,丁卓真的懵了,整个人就像蹒跚在一个非常荒诞又非常合理的梦中。王辅� ��员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使他始料不及。他责怪自己反应迟钝,竟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甚至后悔曾经叫过王辅导员的外号。王辅导员那番推心置腹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他身上应验了。当然,他不会忘记,这也是母亲找舅舅所取得的成效。

他不解的是,王辅导员说他和落后的同学混在一起,显然这“落后的同学”指的就是邓玉山。他想不通,邓玉山是班干部,学习委员,数学课代表,全年级的尖子生。上学期全县年级通考,他荣获总成绩第一名。校长亲自把一支英雄牌金笔奖励给他,还为他颁发了“五好学生证书”,那是荣誉,一个学生梦寐以求的荣誉呵!

丁卓一走进教室,所有人的目光一齐向他射来。当人们看到他平静坦然,若无其事的样子,又表现出一种茫然的不可思议。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此番的收获之大,他不动声色的回到坐位上,也玩了一把深沉。

夜里,他兴奋得一时难以入睡。清澈宁净的月光透过窗玻璃流淌在铺位上,仿佛特意为他洒下一片光明。

这天夜里,他舒舒服服睡了个好觉。

星期一下午,全班集体劳动挖水沟。水沟一米宽,一米深。每人三米,分段包干,界线分明。

红领巾班里数丁卓瘦小,体重还不到六十斤。他也不甘示弱,劳动课就是改造思想,具体体现在你的劳动热情和劳动成果上。他思想没了压力,也就长了精神,干起活来便平添了几分力气。

在同学们的印象中,丁卓他这个倒霉蛋应该是没精打采,萎靡不振才对。而他却出人意料的精神,以至招来疑惑、诧异、甚至是鄙弃的目光,就连他的好朋友邓玉山,也为他这反常的表现向他投来不可思意的一瞥。他不便解释,也不需要解释。他确实是在表现,在场的哪一个不是在表现?只是这些日子,他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像走路,快了是突出,慢了是落后。不快不慢、不前不后,恰如其分如何定位?而今,他已无所顾忌,这种自发的热情是掩饰不住的。

沟挖到半米深时,遇到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他刨去石头周围的泥土,把石头抱上膝盖。想用腿一顶,两手一使劲,将石头扔到沟沿上。不料,石头上泥土一滑,他两手落了空,石头从膝盖上滚下来。他躲闪不及,石头压住了脚,他“啊!”的一声倒下去。

立刻便有几个同学奔过来,抬去石头,扶起他,殷红的鲜血从他脚面上淌下来。同学们七手八脚把他抬到校医室。好在没伤着骨头,校医给他清洗了伤口,作了简单的包扎就完事了。班长要他回去休息,他不肯。

王辅导员闻讯赶来:“丁卓,能坚持得住吗?”

他痛快地说:“能!”

王辅导员满意地笑了笑,没吱声。

他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血水洇过雪白的纱布绽放出一朵鲜艳的红花。肚子里咕咕叫,还要忍着伤痛挖土,若换作别人,早就躺在宿舍的大炕上歇着去了,而他不能,尤其是今天。他深知一个道理,劳动就是“改造思想”,重在表现。更使他欣慰的是,两边的同学已越过了各自的界线,不声不响地帮他挖土。他心里顿时涌上一股热流,觉得又回到了同学们当中。

晚自习后,三个班的同学列规拥挤在红领巾班教室里。气氛异常紧张,个个神情严肃,有的同学手中攥着发言稿,显然他们已事先作好了准备。丁卓被安排在最前面就坐,尽管王辅导员已给他吃了“定心丸”,他依旧忐忑不安,周围那些严厉的目光使他难以抬起头来。

王辅导员走上讲台,彬彬有礼地巡视着每一个同学的面孔,说:“同学们,经过一周时间的思想整顿,年级的工作大有起色,同学门进步也很快,有些同学简直是突飞猛进。思想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今天下午的劳动课,有一位同学表现的非常突出。他受了伤,血流不止,却还是咬紧牙关,轻伤不下火线。他强忍着伤痛,坚持完成任务。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人的思想因素第一!”

教室里一片惊讶,丁卓的头埋得更低了。

王辅导员挥挥手,说:“安静,安静。”待窃窃私语声渐渐隐去,他接着说:“对于这位同学忍着伤痛坚持劳动,我并不认同。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注意身体。但他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发扬!我们要树正气,立新风,对好人好事要宣扬,要表彰,对坏人坏事要抵制,要斗争。同学们,一个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知错改错就好。而有的同学对于错误思想不批判,不斗争,这比犯错误更可怕,看问题要看本质。大家下午劳动辛苦了,早点休息,散会!”

一阵哄乱,同学们依次走出教室。

这晚的年级班会原是帮助丁卓认识错误的,确切地说是批判。不料,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阴差阳错,反倒使丁卓灿烂了一把。这出其不意的结局让所有人无不匪夷所思。原本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会,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丁卓违心地,也是形式所迫地表现了一次,竟收到了意想不到效果。非单没有检讨,还大受表扬。然而,他却激动不起来。王辅导员在表彰他的同时也在影射邓雨山,弦外之音更令人心寒。他百思不得其解,邓玉山是因为他受了牵连。而今,他成了榜样,邓玉山却成了“对象”,这岂不是头蹄倒挂吗?他懵懵懂懂走出教室,在黑暗里,他越发的迷茫了。

少年时期虽不谙世事,却也敏感,尤其在崇尚“政治嗅觉”的年代里,为人人所必备,至于察颜观色,更是一种予生俱来的本能。自那晚班会后,丁卓便回到了同学们中间,再也没人歧视他,反而更加另眼看待了。

邓雨山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所负责的工作却全由班长取代了,这小小的变化在同学们眼中却至关重要。他们只是凭借一种“政治嗅觉”窥视出异常,或者说是一种朦胧的感悟——邓雨山出问题了。

邓雨山完全替代了前些时候的丁卓。他情绪低落,神情抑郁,眉眼拧成个疙瘩。除了去厕所,就是坐在位置上,两眼盯着书本。课间休息时间,在教室外,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见不到他的身影。

在路上,丁卓几次与邓玉山迎面相撞,没等他说话,邓玉山就匆匆擦肩而过。从邓玉山那冷漠的目光中,丁卓察觉出,邓玉山对他产生了误会。如果不解释清楚,不安慰他几句,丁卓心里不落忍。他紧追几步赶上去,正要开口。邓玉山却猛地一转身,作咳嗽状,手捂住嘴,声音很低却很生硬,说:“别理我!”随之冲他身后喊道:“仁义,把你钢笔借他用用。”

丁卓一回头,张仁义幽灵似的飘过来,那一脸的警觉蓦然闪出又蓦然消失,那种潜伏的目光使人联想到电影中跟踪盯梢的特工。

邓雨山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不知道。只是听同学们风言风语地说,是王辅导员停了邓雨山学习委员的职,由班长暂时代理。究竟为什么?谁也说不清。

邓玉山的态度证实了他的判断。如果他和邓玉山换个个儿,同样也会对他产生误解。确实是他连累了邓玉山,而今,他成了榜样,邓玉山却仍未松绑,不用多想,原因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身上。不光邓玉山这样认为,其他同学对他名莫名其妙的微笑也验证了这一点。他感觉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朋友屈解。而解除误会决非三言两语所能了事,更何况还有着难言之隐,特别是邓玉山身边的那个“影子”,成为他和他交流的障碍。

一个班干部被罢免,那种狼狈可想而知。尤其是无缘无故被停职,更给人一种神秘的困惑。种种迹象表明,邓雨山一定出了大事。人人惟恐避之不及,丁卓为他最好的朋友,也不敢与他公开的接触了。他怕见到邓玉山那神情忧伤的目光,更怕听到他那抑郁沉闷的叹息。

不管邓雨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他毕竟是丁卓的朋友。丁卓不能忘记,在他“困难”的日子里,邓玉山对他的关切。邓玉山的今天正如他的昨天,此时最需要的是别人的同情与关怀。那半个馒头胜过千言万语,他也想效仿他,以无声的语言给他以安慰。

半个馒头在兜里装了两天,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这天,丁卓瞅准时机,待邓玉山刚转过墙角,他倏地蹿出来,就在擦肩而过的一刹那,半个馒头钻进了邓玉山的口袋。邓玉山没有任何反应,若无其事地走去,他心中这才得到了一丝欣慰。

晚自习后回到宿舍。丁卓一拉被子,半个馒头便滚了出来。当即他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急忙用被子盖住,幸亏没有被别人发现。

夜里,他攥着那半个馒头,泪水不住地往心里流。

邓玉山拒绝了他的好意,显然他们之间有了隔膜。当然,这不能怪邓玉山,是他没能及时向邓玉山解释清楚。邓玉山不理他,他虽然痛苦,更为邓玉山难过 。在红领巾班里,除了他,不会再有谁为邓玉山设身处地的着想了。他俩的疏远,对他对邓玉山都是一种伤害。此时此刻,不能为邓玉山分忧解愁他已深感内疚,若再给邓玉山造成不必要的精神痛苦,于心何忍?眼下邓玉山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

与此同时,班长也开始同丁卓形影不离。丁卓看得出,班长完全是出于一种善意。他知道,这一定是王辅导员的安排,其目的是阻止他跟邓玉山接触。

这天正上着课,教务处靳主任闯进教室把邓玉山带走了。顿时,所有的人全都木僵在那里,一双双惊愕的目光望着邓玉山远去的身影,各自在脑海中展开最丰富的想象,猜度着邓玉山究竟出了什么事?

一个教务处主任,在课堂上带走一个学生,这太不正常了。而这不正常恰恰以为着不寻常,若非事出有因,学校决不会这么做。

越是不知内情,就越是焦虑不安,后面的课,丁卓始终徘徊在懵懂的想象里。

开饭的铃声响起,邓玉山才跌跌撞撞走回教室。他眼睛红肿,看样子是哭过,惨白的脸上挂着泪痕。他趴在课桌上,两手抱头,不住地啜泣。

同学们大都吃饭去了,教室里还剩下四、五个人,却没人上前问一声邓玉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丁卓不能自已地靠近了邓玉山,就听班长一声喊:“丁卓,你来!”

丁卓跟着班长走出教室,来到宿舍。班长坐在炕沿上一言不发。

丁卓 问:“班长,啥事?”

班长狠狠地瞪他一眼,说“吃饭!”

下午,一个爆炸性新闻在校院里不胫而走;红领巾班里发现反标!写反标的纸是从邓玉山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公安局要带人,邓玉山硬是不承认,学校也据理力争,最后商定;去省城作笔迹鉴以证实。

单凭写反标的纸是邓玉山作业本上的,就能认定反标是邓玉山所为吗?一个人再蠢,也不至于把反标写在自家门上,那不是玩火*吗?他为什么不用别人的作业本写?那样岂不更隐蔽一些?再者,邓玉山为什么要写反标?他的动机是什么?

邓玉山祖宗三代都是贫农,惟有他爹在土匪队伍里当过伙夫。如果不是解放,他爹一辈子也回不了家。邓玉山生长的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他对旧社会一无所知,有什么留恋的?他干吗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邓玉山是个有头脑,很理智的人,他决不会做那种蠢事。可这反标却是千真万确的,他无法证明这反标不是他所为,找不到反标的出处,他就不可能完全解脱。反标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丁卓想遍了班里所有的人,觉得谁都不可能。然儿,这反标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生出来的,它是人为的。

在课外休息时间,反标案自然成了班里的热门话题。同学们各持己见,有人认为;用自己的作业本写反标,天下没那么傻的人。也有人认为:这就叫做欲盖弥彰。反逻辑行事,正是利用了这种“不可能”。无论持哪种观点,有一点是大家共同认可的。那就是;人不是神,差错难免。万一笔迹鉴定有误,不是放过坏人,就是冤枉好人。这就给笔迹鉴定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

这也正是邓玉山的担心所在。如果真的被冤枉,也只能是百口莫辩。他无奈地仰望着远天,一脸沮丧。仿佛在向苍天祈祷:“老天爷!你睁开眼吧!”

不到两天工夫,邓玉山的眼窝就深深地陷了进去,面色青灰,目光呆滞,少气无力,一付大病缠身的模样。他彻夜难眠,大睁两眼遥望窗外,半轮残月在云朵中游弋,时而被云彩遮掩,天空昏暗无光。时而钻出云层,光明又重现人间。邓玉山的思绪也如同这忽明忽暗的夜空。一会儿坚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一会儿又持怀疑态度,哪个庙里没屈死鬼?他的信念就像钟摆,永远也无法固定下来。

邓玉山轻微低沉的叹息,声声灌进丁卓的耳涡。那一夜,丁卓怅然若失,在炕上碾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无论谁遇上这种事也不可能泰然处之。忧郁烦闷,哀声叹气,含冤忍辱无处申诉,这种苦不堪言的滋味丁卓体味过。他忽然想到,半年前学校会计的死;两个人看守一打顿,会计就悬梁自尽了。他立即想到邓玉山会不会——他再也没了困意,侧蜷过身子,在黑暗里注视着邓玉山的一举一动。

邓玉山不时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在这万籁俱寂的暗夜里,这轻微的叹息极具活力,在宿舍里久久地回荡着,声声令人心碎。良久,邓玉山缓缓翻身坐起,下了炕。丁卓的心跳陡然加速,目光在黑暗里随着邓玉山的身影移动。邓玉山走到了门口,丁卓喉头灼热,头皮发紧,几欲翻身跃起。邓玉山停下来,面对尿桶洒了一泡尿,又回到铺位上,躺下。丁卓那颗悬着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

邓玉山彻夜不眠,他是在等待,无奈地等待,苦苦地等待着笔迹鉴定结论,也只有笔迹

鉴定能为他洗清不白之冤。与此同时,他也忧心仲仲,一旦结论有误,后果可想而知。天意,一切全在天意,听天由命吧!

往往人们在呼天天不语,喊地地不应,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时候,只得求助于神灵的保佑。一个学生,十四、五岁的孩子,除了这无奈的呐喊,无为的求助,又能怎样?

第三天,笔迹鉴定作出结论;笔迹不符。

邓玉山眼圈一红,“哇!”地一下哭出声来。他从心底里感谢鉴定的公证,感谢上天的保佑。

丁卓为邓玉山的绝处逢生欣喜,也为他的无端遭陷而悲哀。随着邓玉山那一声嚎啕,丁卓眼睛也湿润了。

邓玉山解放了,反标案并未了结。红领巾班里四十五个人,除了邓玉山之外,人人自危,个个惶恐。毋庸质疑的是,他们这四十四个人当中必然有一个是反标的制造者,一刹时,班里的气氛空前紧张起来。

这几天,王辅导员特别忙,甚至吃饭时也很难见到他。红领巾班里出了这么大事件,他焉能轻松得了,滑稽的尴尬取代了他往日的笑容。

第四天早饭后,张仁义神秘的失踪了。一连四节课,他位置上空荡荡的,竟没人问一声。此时,人们变得那样谨小慎微,那样现实。

吃午饭时,一个特大号飞遍了校院的犄角旮旯:张仁义被公安局铐走了!

红领巾班四十五人的笔迹鉴定确认;张仁义笔迹可疑。而这反标恰恰就是他发现并举报的。经不起三审两问就乖乖地招认了。

张仁义太想入团了,就是找不到机会“显示”一下。王教导员教他监视邓雨山,他便急于立功,就对邓玉山下了手。从邓玉山的作业本上撕下几张,写了反标,然后举报,并主动提供线索,最终作茧自缚,扛上小行李卷儿进了局子。

不能不承认王辅导员的活动能量。他为了“减轻负面影响”,三番五次往公安局跑,疏通关系。

公安局网开一面,以“诬陷”论处,责令学校将张仁义开除学籍。

就在张仁义被开除当天的前半晌,有人给学校送来一个小行李卷儿和一个书包,说是在黄河边的神釜头捡到的。书包里的书上写着“一中红领巾班张仁义”,就送到了学校。

张仁义虽已被学校开除,但毕竟曾是学校的学生。校方立马派人沿黄河岸边寻找,结果在晾尸滩发现了张仁义的尸体,当即就叫人把尸体送回了张仁义家。

一刹时,学校里纷纷扬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张仁义死了。无论别人怎样看他,丁卓从内心里为张仁义惋惜。

张仁义虽学习成绩平平,却也老实巴脚,从不惹事生非,是个非常普通的学生。人们只谈论他是怎样死的,却避而不谈他真正的死因。此时此刻,谁也不会去探讨问题的本质。

午饭后,王辅导员叫班长和丁卓把张仁义的遗物送回张仁义家。

班长跟张仁义是一个村的。村名很怪,叫雕窝,离县城十好几里,一路全是沿着黄河岸边走。

出了县城南门,约莫一袋烟功夫就来到了黄河边。骄阳下,岸边的空气在颤抖,像是无数条透明的小蛇仓皇地向上爬行。热风携着蒸腾的水气大把大把地泼过来,那种闷热与潮湿如同走进今天的“桑巴”。

丁卓背着书包,班长扛着行李卷儿。路上,班长一句话也不说,看得出,他心里沉甸甸的。班长走在前头,丁卓跟在他身后。眼见波涛滚滚,丁卓心里敲着大鼓。滔天洪水扑面而来,粼粼波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他们站在了崖头上,班长说:“这儿就是神釜头。”他的意思是说,张仁义就是在这儿掉进黄河的。

丁卓定定神,探身朝崖下望了一眼。他站的地方距河面不过丈余,崖头凸向河心。洪流猛兽般一头撞在崖壁上,只发出一声不甘心地的怒吼,顷刻间便粉身碎骨,消失在这无垠的褐黄里。他猛然想到,一个人落水如同一只蚂蚁,就这样渺无声息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不由得一股怆然涌上心来。

来到雕窝,班长领着丁卓来到张仁义家。半山坡上,一所依山而建的院落,两孔破旧的窑洞,满院子的鸡粪,残缺不全的院墙更显现出一种凄凉。班长喊了两声没人答应,就把行李放在当院的石墩上。这时约下午四、五点钟,正是出工下地的时间,村子里连个人影也没有,静得让人心悸。就听一阵敲朽木板的声音荡过来,丁卓和班长走出院子。

坡下的草丛里,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子奔跑着,狂笑着,身后撒下一串敲朽木板样声响。那沙哑的声音在阴湿的芳草中高高扬起,在半空中撕裂开来,哑噗噗地落了地。

班长看丁卓一眼,张开的嘴又闭上。不用班长说丁卓也猜得出,这人就是张仁义的父亲。听别人说过,张仁义的母亲早过世了,他爹为了他不再娶,打了十几年光棍。望子成龙啊!却没想到——

刹时,这身影便淹没在浓绿之中,只有那敲朽木板样声音还隐隐荡过来,撞击在崖畔上,在空中颤颤的回响。

班长一扭头, 顺着山坡跑下去。他走的很快,丁卓在后边紧追。班长的家就在村里,他却没有回家。他不是不想回家,而是不能回家。见了人咋说?说啥?

一口气走出去十来里。在神釜头,班长止住了脚步,一屁股蹲在地上。

丁卓早已两腿酸软,气喘吁吁,歇会儿正合他意。

班长阴沉着脸,眼圈通红,抓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朝河里砸去。那块石头只在空中划了个好看的弧,便消失在滚滚波涛里。

随着那块石头的坠落,丁卓想到张仁义在跌入河中的一刹那。那一刻,他也许捶胸顿足哭天嚎地;也许静静地坐在崖头上,默默地啜泣;也许是抱着一腔悔恨 ,只是将身子轻轻向前一倾……

假如他不曾是积极分子,假如他不是那样地想积极表现,假如当初就能对他的“追求进步”加以正确引导,他也不至于做出那荒唐事,落得个身败名裂。不知他最后是否明白,他是怎样走上这不归路的。

学校出了前所未有的丑闻。反标案这场闹剧使学校处于难堪的境地。学校以“整顿校风校纪”来扭转这被动尴尬的局面。

既是整顿,就必然有行动,对象当然是学生。

在这次整顿中,王辅导员一改过去那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而是以班里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自纠自查自改”,放手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他这项主张不但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也被学校所采用并全面推广。

那时,表现是一种时尚,也是区分进步与落后的一种标志。于是乎,迟到、早退、说怪话、发牢骚、以至不完成作业,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成了“自纠自查”的内容,总之,有错没错三扁担。

王辅导员常常列席旁听,只是听听看看而已,从不发言、指导。他的温和与微笑征服了许多学生。

下午自由活动、晚自习后到10是“自纠自查自改“时间,天天如此。一个星期下来,精神便疲乏不堪,夜里欠下的睡眠时间只有在课堂上补齐了。

邓玉山除了要认真对待这次“整顿”,还要暗暗地承受着一种无形的压力。那个似有似无、忽隐乎现的“影子”依然缠绕着他。这种内心的痛苦使他的精神上不可避免地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一跌进七月,人们便领略到了蒸笼的滋味。县成四面环山,允东河、波清河绕城而过汇入黄河。一阵阵热风驱赶着黄河岸边的滚滚热浪向人们袭来,空气里有一股燃烧的味道。疲乏与困倦蔓延全身,趴在课桌上小睡片刻,未必不是一件美事。

下午第二节课是几何。宋老师是南方人,高度近视,腼腆的像个老太太。课堂上睡觉也就无所顾忌了。

宋老师讲道:“假设X ——等于3”。他从厚厚的近视镜后看到不少同学打瞌睡。便提高嗓门又说了一遍:“X ——等于3。”而且“等于3”这三个字说得特别重。

邓玉山“嗖”地站了起来,眨巴着猩松睡眼。

宋老师问:“你干什么?”

邓玉山说:“你叫他。”

宋老师说:“我是说X 等于3。”

顿时,同学们哄堂大笑。

宋老师也笑了,说:“此“ 等于 3”非彼“邓玉山”也!X 送给你了。”

同学们背地里取笑邓玉山,称他邓X 。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一阵急促慌乱的钟声之后,学校突然宣布紧急集合到礼堂开大会。

二十几个班,千余名学生,整齐列队进入礼堂,黑压压一片,煞是壮观。

礼堂里光线很暗,大白天也要亮灯。在灰蒙蒙的灯光下,教务处靳主任脸上那两个眼镜片儿闪烁着惨烈的白光。他阴沉着脸,非常严肃地说:“现在宣读处分决定!”

唰地一下,礼堂里鸦雀无声。只有知了那单调刺耳的聒噪声还在继续。同学们一个个双目圆睁,竖起耳朵,屏心静气地听着。靳主任并没有马上宣读,他那冰冷的目光在人群中扫来扫去,所到之处,无不为之一震。

靳主任念道:“红领巾班学生邓玉山,在“整顿校风校纪”期间,事无忌惮地违犯校纪,蓄意破坏课堂秩序,影响极坏。该生灵魂肮脏,居心叵测,自称邓克思,公然诋毁伟大导师。道德品质极其恶劣,投机倒把,贩运煤炭,谋取暴利。思想落后,只专不红,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不可药救。为严肃校纪,端正校风,经校委会研究决定,开除其校籍。

津垣县第一中学校委会

1960零年7月10日

这时,丁卓才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邓玉山,一阵慌乱,惊出了一身冷汗。

接下来是校长、书记、副校长、副书记,依次轮番训话。个个苦口婆心,语重心长,感人至深。仿佛此刻不是在处分学生,而是在作致真致善的道德演说。

丁卓脑子里嗡嗡作响,似有无数蚊虫钻进了脑壳。好不容易等到散会,他拔腿跑回宿舍。

宿舍里一个人也没有。邓玉山的铺位上没了被褥,露出窄窄一条黑乎乎的炕皮。他抚摸着那光秃秃的土炕,泪水在眼眶里打旋儿。

班长走进宿舍,丁卓一把抓住他胳臂,说:“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为什么?”

班长悄声地说:“是教育局的决定。”

丁卓木衲了。教育局何时直接管起学生来了?凭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舅舅是教育局局长,他为人正直,有责任心,怎会作出如此草率的决定?他向班长请了假,回家换衣服。

丁卓出了校门,一溜小跑直奔县委教育局。

舅舅虽然说过;没有紧要事不要去找他。邓玉山无端被学校开除,天下还有什么事比一个学生的命运更紧要?

在舅舅的办公室里,丁卓哭着向舅舅诉说了邓玉山的事。舅舅板起面孔,猛地一拍桌子,吼道:“住口!邓玉山是什么人?光头会委员长,反动组织首犯!在王惟一同志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这个反动组织土崩瓦解了。邓玉山是这个反动组织的首要人物,他还能再留在学校吗?还能让他继续危害学生吗?把他开除回家已经是很宽大了。你为他鸣冤叫屈,你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如果你和他有牵连,我不惜大义灭亲,决不容情!你好自为之。”

顿时,丁卓傻呆了。

舅舅态度缓和下来,说:“回去吧!从今往后不要再提及此事,更不要对任何人说你为此事来找过我。学生以学习为重,别的事少管。”

临出门时,舅舅给他五块钱,他没要。他不知道为什么没要舅舅这五块钱。

他昏昏噩噩,在一种习惯性动作的支配下向前挪动。街巷里那些门和窗户仿佛是一张张黑洞洞的大嘴,随时要把他吞进去。

他不停地思索;反动组织光头会——邓玉山是委员长——怎么可能呢?他和邓玉山亲密无间,无话不说。他啥时掉一根头发,他也知道的一清二楚啊!。

哦!猛然间他记起来;一个月前——在班里——十来个同学剃着光头——天哪!只是一句玩笑,怎么就成了反动组织呢?

刹时他全明白了。为什么教育局向学校派政治辅导员?为什么王辅导员一开始就抓他的典型?为什么邓雨山被盯梢?以至被开除。原来这一切都是由那一句戏言引起的。王辅导员并非他们真正的老师,更不是什么红旗班主任,他是带着特殊使命,专为“光头会”来的。

说什么“光头会”土崩瓦解,原本就是空穴来风。抓不住辫子就揪耳朵,鸡蛋里挑骨头恶意歪屈将邓雨山开除回家,也太歹毒了。

他决计向舅舅说明原委,为邓玉山洗刷冤屈,扭头便朝县委跑去,刹时他就止住了脚步。

他不能否认与邓玉山的关系,也清楚地知道,开除邓玉山是舅舅的决定。舅舅能接受“光头会”这个所谓的反动组织纯属子虚乌有的现实吗?舅舅能低头认错,收回成命吗?在那个宁左勿右的年代里,谁会为一个毫不相干的穷学生冒天下之大不畏。

与此同时,他也担心邓雨山扑张仁义的后尘。刹时,他就打消了着个念头。邓雨山决不会轻生,他问心无愧,他是被冤枉的。为了这不白之冤他也要活下去,

他不由地心里一颤,倘若舅舅不是教育局局长,今天被学校开除的可能就是他,或者是他和邓玉山两个。正是这荣辱攸关的社会关系使他逃过了这一劫,不觉后怕起来,便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身子一软,坐卧在路边的土坎上。

他思绪纷乱,不停地经受着良心与现实的考问。“光头会”出自他口,纯属无意。一句戏言竟断送了邓雨山的一生。若与舅舅明辨是非,等于飞蛾扑火,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他像被什么东西一下子吸去了脑髓,顷刻间失去了自我,久久地久久地呆坐在那里。

夕阳西下。暮色里隐隐传来学校那沉闷的钟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