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彭泽县第五区的一所中心完小。校舍前面是篮球场，篮球场前面是村民的一片菜园地，再往前是河，河对面是稻田。从学校门前向前望过去，视野很开阔。
中心完小，校舍很简陋。
北角是矮小的厨房，厨房向东连着一座旧式的两层楼房：楼下是两间教室，楼上住着教师。后来，学校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公演李准的话剧“不能走那条路”，把这座楼的南面墙中间部分拆除，并把楼面稍稍下降，成为舞台。舞台的东边和西边暂时就空在那里。
厨房向西连着一座平房办公室，再向西也是旧式的两层楼房，楼下是一个较大的教室。教室外，没扶手的木楼梯，靠墙从南向北上楼。
走上楼，脚下是不到一米宽的，有扶手的木阳台。墙上有两个门：紧靠楼梯口的一个门，里面是学生宿舍，住着三十多个寄宿生；再往前的第二个门里面，住着两个单身汉老师。两房之间用木板隔开，上面空隙很大，人可以从上面翻来翻去。
学校包括校长共有九个教师。教师当中，包括天天来学校“蹲点”的区文教助理，没有GCD员，也没有青年团员。
那时很多人认为知识份子入党难，有人抱怨说：“革命有份，党、团无缘”。
学校没有朝气！这是我对这所学校的第一印象。
校长为人处世，处处谨小慎微，不轻易得罪人；两个外地教师，上完课就躲到自己宿舍里，不过问人际之间的事；教导主任和另两个老师以及区文教助理，都是当地人，年纪都在四十岁以上，爱好相同。
每天早饭后，学生到校前，教导主任等四个本地人，就在办公室打扑克。他们经常在兴致最浓时，将座钟向后拨，推迟上课时间。这种现象，校长和外地的两个老师都看在眼里，但都不敢得罪人，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学校贴在墙上的各项制度很“健全”，如：“学习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
根据上级要求，学校每星期二晚上，都召开“民主生活会”。“生活会”宗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即“团结-批评-团结”。
在开展批评时，对来自他人的意见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生活会的程序是：首先每个人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作自我检查;然后互相揭发检举、批评帮助。
我和余淑娟自以为年纪轻，历史清白，又有学历，一时头脑发热，不知道尊重老教师，引起老教师的反感。这给我们造成很大痛苦。
余淑娟比我还小一岁，大家都叫她“小余”。我和她，“初生之犊不怕虎”，每周的生活会上，都按照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教导主任、文教助理提出批评意见。
文教助理是区政府编制，与学校教师相比，当然“官”位最高，别说教师，就是校长也怕他三分。我和余淑娟是他的眼中钉。
我们不敢向区政府领导汇报，只是向“江西日报社”作了反映。我们的本意是想借助媒体引起上级领导关注和社会支持。没想到报社编辑部，却在“代邮”栏登出“袁贤文余淑娟同志：为了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请将真实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哪敢？
村小有个姓吳的“硬骨头”，把这位文教助理的情况，向县教育科的一位名叫张烈的科长作了汇报。县里派人协助区里进行调查，最后这位文教助理受到降职处分。
不久，县里调来一位校长，是GCD员。从此，学校正气蒸蒸日上。（未完待续）